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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义时期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认识和运用

发布时间:2019-02-11 06:44:59 已有: 人阅读

  中国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纪念馆研究评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些经典式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则进一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历史考察,反映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辛历程和思想成果。

  “五四”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唯物史观合逻辑地在中国思想界传播开来。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青年通过研读唯物史观的启蒙著作和认真总结现实斗争的经验教训,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转变最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牢固树立起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观念;二是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按照唯物史观的体系和结构来观照,青年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和系统,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问题上。

  青年在阅读《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启蒙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①但是我们注意到,青年并未把阶级斗争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在阐述自己主张激烈方法的主义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②。在这里,尚不能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而是单纯地把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当成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据,这就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带有浓厚的伦理谴责的色彩。由于脱离了生产力,也难以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质的规定性,而将其无限制地泛化和扩展了,认为当时人类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对立。这就势必得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结论。

  阶级斗争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但它并非唯物史观最根本的原理。从逻辑关系上说,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表现和反映。从历史角度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而阶级斗争则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唯物史观是不完整的。青年之所以未把阶级斗争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固然与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有关,但同时也与他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与认知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始终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目标问题,一是手段问题,认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便形成了社会改造的完整方案。在接受唯物史观以前,追随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社会改造方案,但这些方案终究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不仅因为它们在目标上显得空泛和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其所设计的手段根本无法和目标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唯物史观不仅明确揭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和主义,与他素所怀抱的大同理想相契合,而且提供了达到上述目的的有效手段,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正如所言:“急(激)烈方法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③青年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出发,有着强烈的实践理性,这决定他首先汲取的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暴力这些最具有实践性的内容,而非社会基本矛盾等抽象的、深层次的理论成果。

  与同期的李大钊、李达等人相比较,李大钊、李达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要明显超出于。李大钊在解释阶级斗争学说时说:“这个阶级竞争说,是KarlMarx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④李达也指出:“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墓”⑤。此外,陈独秀、蔡和森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有一定的思考和认识。但是,李大钊、李达、陈独秀、蔡和森有一种共同的理论上的困惑,即认为唯物史观一方面把生产力当作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力量,类似一种“自然进化说”,另一方面则突出和强调阶级斗争,又像主张“人为的说”,这两个方面不免存在矛盾和冲突,因而也最易遭人责难和非议,如李大钊对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便“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⑥。陈独秀与蔡和森在关于马克思学说和无产阶级的通信中,也涉及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陈独秀说:“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⑦不难看出,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相离为二是当时不少中国主义者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其产生的根源是他们认为“进化说”与“说”之间存在某种矛盾并力图化解这一矛盾,但这样一来,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仅仅变成了对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而不能被人们自觉地当作历史规律,发挥它在创造将来历史中的认识功能和指导意义。这就容易导致在社会问题上忽视现实的经济条件而超越阶段。如果说李大钊等人的上述见解还是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质疑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取得十月社会主义成功的历史事实,则使他们感到马克思似乎过高地抬高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与有着很大相似性的中国也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

  基于上述原因,他们在与梁启超、张东荪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局限,这就是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估计不足。李达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就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是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是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⑧蔡和森说:“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⑨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识要超出于,但由于他们未能准确理解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相互关系,没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在中国问题上的见解与处于同样的思想层次,即都主张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但唯物史观并非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在历史领域活动的全是有意识、有目的、凭思虑和行动的人,离开人的活动就无从体现出历史的规律。在一切生产方式呈现对抗性的社会中,必然分化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几个基本阶级,造成阶级斗争的局面。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然而,阶级斗争的性质、规模及其结局始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本身的辅助因素。”⑩恩格斯在评价1848年的欧洲时也说过:“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的果实归根到底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11)十月社会主义是在当时处于各种矛盾的交汇点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随后在实施战时主义政策,准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遇到挫折。于是,列宁转而提出新经济政策,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及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强大的思想和意志力都不可能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的历史规律。和相比较,中国和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但以前,工业产值已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0%以上,而中国在抗战前夕,现代工业的比重才仅达10%左右。撇开具体的历史境遇的差异不说,单从经济上讲,中国也不能照搬十月的模式。

  1922年以后,中国党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努力研究中国的实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最紧要的任务是用国民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到大时期,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新主义的基本思想。关于这一基本思想的形成的过程及其意义,学术界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可是,在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过程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认识和运用处于何种状况,则仍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在经济上的动因是因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关于中国生产力的状况,在1923年4月的《外力、军阀与》一文中便指出:中国“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后来在广州农讲所给学员讲授《中国农业问题》课程时,初步表达了中国要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思想:“在中国的生产力上说,大部分还是农业生产,而经济上的要求是要由农业的生产进至工业生产……我们要努力工业经济,以与帝国主义的工业经济相抗衡。”(12)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在上就必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

  对当时中国生产关系的构成及其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初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的《》半月刊上,随后经历两次不同程度的修改,分别发表在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在原稿和头二次修改稿中,都未能从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划分社会各阶级,而采取了根据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办法,即打破都市与农村的界线,把城市和农村经济地位大致相同的社会集团划归同一个阶级,如城市中的官僚买办、军阀与农村中的大地主同属于大资产阶级,城市中的华资工商业主与农村中的小地主同属于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粗略的划分方法未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仍有将中国社会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思想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特点及其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把当时的国民理解成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民族。

  不久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1926年9月,他在《国民与农动》一文中写道:“经济落后半殖民地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土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维护。”军阀是封建地主阶级在上的首领,“说要军阀而不要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把地主(大、小地主)从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加以分析,既反映了对封建生产关系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解决了我党长时间以来不知道军阀代表什么阶级,要不要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问题,明确和突出了中国的反封建性质。

  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深刻剖析了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以重租、重捐、高利贷等剥削方式残酷地压榨农民,造成农村经济的普遍退化和凋敝。要解放农民这一中国“生产的主力军”就必须地主阶级。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所有权。所谓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土地问题。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生产力发展了,农民才能提供工业原料,购买工商业产品,从而带动工业的振兴。

  提出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强调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这相对于党的创立时期来说,是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还不善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入手来分析中国的缘起。他使用得最频繁的是“阶级”的概念,而几乎没有提到过“生产关系”的概念。尽管他所列举的中国的几个主要对象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正是中国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分析》一文中有关生产关系的一些论述,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等,则属1951年对该文作第三次修改时所补充,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的理论水平。

  大时期,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行了较自觉的运用。他初步意识到,中国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中国的,完全是地主阶级的。”(13)“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14)地主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和地位,在文化上推行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使农民知所尊从。从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观点出发,把理解为一场、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变革。因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保护作用,而政权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故农民必须以斗争为主,兼及经济和文化的斗争。斗争的任务是摧毁封建地主的政权,不推翻这个政权,就不会有农民的地位;经济斗争的任务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文化斗争的任务则是“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15)着重指出,文化斗争是以斗争和经济斗争为前提的,“要是地主的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庭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16)农民最关心的是经济的解放,在经济问题解决以前,不宜生硬的勉强的动员农民进行文化的斗争,“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行的。”(17)总之,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超出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在这里,实际上已看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展变化的特殊性。对经济、、文化三者关系的认识虽然是就农村而展开的,而且还不十分明晰,但却是他后来提出的新主义、经济、文化纲领的思想胚胎和萌芽形式。

  土地战争时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探索中国道路,创建农村根据地方面,加之处在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读到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因而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运用方面,相对于大时期来说未有实质性的突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发愤攻读马列主义原著以及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为了探讨中国的规律,他把学习和钻研唯物史观当作刻不容缓的任务。他在一封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18)他还向推荐恩格斯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的《唯物论》等著作,并表示:“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19)此外,艾思奇、吴黎平在写作《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得到的关注和鼓励。随着这种集中和刻苦的学习,对作为唯物史观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从《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看到,在阅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以及国内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时,对其中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些段落密加圈画,标上单杠、双杠、曲线、竖线等符号,对论述不够清晰之处则打上疑问号,留下了苦苦钻研的痕迹。1937年7、8月间,为抗大学员讲课时,便多次提到社会基本矛盾,如在论述研究矛盾的特性必须以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为前提时,他指出:“这种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给了我们很好的模范。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矛盾统一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时,他们看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同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20)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深化,是得以全面、系统地阐述新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思想条件。

  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主义,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但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怎样使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平心而论,大时期的党人主要是从的角度来思考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以为只要无产阶级领导各阶级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便基本具备了,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经济前提。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虽然意识到中国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在实际上却极力贬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瞿秋白认为:“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21)蔡和森也指出:“二十世纪为世界时期,即苏俄社会时期。我们的民生主义,当然不能采私人资本方法,这无须多说。”(22)这样就把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毫无实践意义的论断。从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认为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是因为“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这显然也是侧重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土地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左”的经济政策,强调在时期要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争取和团结力量。至于胜利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地位及作用,他没有作出预见性的阐释。

  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深化的基础上,通过深湛的理论思考,才解决了如何使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力呈现多层次、反差大、整体水平低的状况。抗战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立足这一现实的国情,科学地阐述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以后,新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演变趋势。他指出:新主义经济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建立它的生产力条件在于中国有了10%左右的现代工业,没收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垄断的现代工业的绝大部分,便使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中国大约有90%左右的落后的与古代近似的农业和手工业,这决定在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则既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辅助力量,又分别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向公有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介形态。对新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是把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因而对待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不可简单地用伦理评价去代替历史评价,而且对其存在价值的判断必须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刺激下产生起来的,人们在痛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同时,也不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持厌弃的态度,把资本主义一概视为消灭的对象,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眼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级的必然产物,而且各自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些剥削制度在历史上均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即是说“恶”往往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杠杆。他们考察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他们之所以要求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像巫师一样已无法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无法再容纳和驾驶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力。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便决定中国的锋芒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和私有财产,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换句话说,中国只有经过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立足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经济条件,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中国资本主义给予了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他在解释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理由时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24)他进而指出,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被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25)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是由新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可以说,确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未来中国有其重要历史进步性的观念,标志着对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认识已达到十分深刻的程度。

  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令我们联想到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的,因而后不可能实行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当时的一些清谈家和惯于唱高调的人指责新经济政策是“”,是“布什维克”的“妥协”。对此,列宁严肃指出: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只有向资本主义作出必要的让步,才能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些表面上格外的人常常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实质上是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只从中抽出两种成分来作简单的比较,而不知道,“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26)正确的态度应是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方法和方式。列宁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和列宁一样,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渗透着冷静的历史主义精神。从《哲学批注集》可以断定,关于中国新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受到过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启示。

  拿新经济政策与新主义经济结构相比较,两者在利用资本主义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实行社会主义后所实施的战时主义政策进行反思的产物,是在着手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转而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发展经济;而新主义的经济结构则是自觉地从中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而设计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它从一开始就肯定了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对新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借这种过渡的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形态代替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延安时期,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辨析,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地论述了新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则把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体的社会形态进一步划分为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并对三者辩证关系作了如下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及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7)把上层建筑分成和文化两大部分,说明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经济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化和发展,其特点在于突出了在文化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更具体更内在地揭示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

  从、经济、文化三方面的辩证统一出发,把新主义看作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即这场不仅要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和经济结构,而且要廓清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的旧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28)新主义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阶级联合的,新主义的经济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这种新和新经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凝炼将其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立这种文化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宗旨,其目的在于清除长期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带来的文化灾难,把一个受奴化思想和封建思想毒害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统治的文明先进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国民素质的全面进步。

  新主义社会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三方面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社会,只有具备了三方面的条件,才能转向社会主义,否则不能轻易地谈转变。正如所倡言的:“没有一个新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9)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主义社会构想的意图和目的,同时也反映了在把握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时高度自觉的整体和系统思维方式。新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新主义社会的理论,对于我们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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